敦煌壁画飞天仙女怎么写敦煌壁画十二仙女名称( 三 ) _知识分享

赵朴初先生生前在泉州听过南音之后，写下这样一首诗，道尽了南音的艺术魅力和深邃内涵：
我与泉州的朋友探讨过南音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问题。他们认为，南音的主体部分不是里巷歌谣，也不是所谓的源自戏曲音乐，而是唐宋宫廷和教坊中的乐师、乐工的杰作。如大谱中的“四（时景）、梅（花操）、走（马）、归（巢）”和《阳关三叠》等，都是纯粹的“虚谱无词”的古曲，是非常难得的、艺术水平极高的纯器乐作品。也许它们一开始传入泉州时就已经非常成熟，因而十分凝固，所以历代弦友对待它们只能持认真保守的态度，不敢轻举妄动。有位新文艺工作者发现有首散曲中的一个词只要移动一个音位，就可使咬字发音更加明确，但立即受到多位艺师的斥责，认为“尽管说得有理，但谁敢动它？！”由此可见，南音界忠于传统、保守传统是很坚定的，因此才会历久而不变异。
另外，南音对于其爱好者来说，是深入人心的，是融化在感情深处的，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在海外，有的地方曾长年禁止华文活动，但不少华侨仍然关起门来唱乡音。在他们心中，南音是祖宗的灵魂，是故乡的明月，是游子心中永恒的记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南音是永远不可禁绝和扼杀的。
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是一首什么音乐呢？
南音由“指”“谱”“曲”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的“指”也叫“指套”，是有词、有谱，注明琵琶指法的大曲。“谱”是无词而有琵琶指法的器乐演奏谱，原有十三大套，后增至十六大套。南曲十六大套“谱”，以上文提到的“四”“梅”“走”“归”四套最为著名.“曲”即散曲（亦称草曲），在南曲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大约有一千首。
《南海观音赞》是保存在南管指套中的一套佛曲，有词有谱，该曲唱奏时通常会加入铙钹、响钟、木鱼等法器，较异于一般南管乐曲的唱奏。此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使用的曲牌《照山泉·兜勒声》。“兜勒”二字始见于《晋书·乐志》：“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说张骞（被封为博望侯，所以被称张博望）入西域之后，曾在西京长安传授其法，只有一首乐曲《摩诃兜勒》。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因为这西域“胡曲”的启发创作了二十八首军乐，在车马行进时使用。
张骞出使西域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公元前138—前12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历尽千辛万苦，费时十余年方归中原，去时百余人，归时只二人，又是仓促逃归，估计不可能携什么乐曲回国。第二次他只至乌孙，归时“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 。也许他就是在这次出使归来时带回了这首乐曲？我们今天虽然已无法知道张骞是如何带回这首乐曲的，但我们知道李延年是当时最好的音乐家，一曲西域风格的《摩诃兜勒》竟让他灵感大发，在乐曲的启发下改编或重新创作了二十八首军乐，可见其艺术上的独特魅力。
那么，张骞带回的这首《摩诃兜勒》究竟是一首什么音乐呢？一种说法认为，“摩诃兜勒”是“大曲”的意思。“摩诃”在梵文中是“大”（waha）的意思，“兜勒”在蒙古文中是“曲”的意思，我们现在直译成汉语时一般连读而译成一个汉字“哆”，比如短调（包古尼哆）。埃及也把一种套曲称作“多尔”，在许多突厥—蒙古—通古斯语系里，“曲”的发音皆类似于“兜勒”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目前的汉文音乐文献中还是在音乐中，只有南音里还保留着“兜勒”二字。
在清咸丰年间刻本《文焕堂指谱》中，许多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和古曲的面貌被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其三十六套“指谱”中，有一些与唐《教坊记》中记载的唐朝曲名同名，如《舞霓裳》、《后花》等似与《霓裳羽衣曲》、《玉树后庭花》等乐曲有关。记录这些音乐的乐谱为工尺谱，是中国传统的乐谱之一，中国广大地域的许多不同乐种都在使用，尤其是北方的笙管乐，一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近代常见的工尺谱，一般用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等字样作为唱名，相当于今天普遍流行的sol、la、si、do、re、mi、fa（或升fa）、sol、la、si 。但南音的工尺谱与北方笙管乐使用的工尺谱不尽相同。

文章插图
一般工尺谱《冀中管乐谱旧抄本》。（《中国人的音乐》内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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