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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成立于2003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公认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业音乐学术出版社。我社累计出版了1200余种图书，包括“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音乐人类学经典译丛”“音乐上海学丛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系列”“音乐个人文论集系列”“博士论文系列”“中国现代室内乐系列作品”“21世纪上海音乐学院新作品系列”“音乐年鉴系列”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十卷本《百花争艳——中华钢琴100年》成为我社走向国际音乐舞台的优秀作品，被哈佛大学等多所欧美著名学府所收藏。而且，哈佛大学图书馆与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合作，举行“百花争艳——中华钢琴100年”展览和专场音乐会，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社大量出版物获得音乐界和出版业中的各类高规格奖项100种,其中2007年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奖(首届)与2014年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奖(第二届)的一等奖、二等奖及优秀奖20余种，占据了所有奖项的一半以上。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办社原则，使得我社的音乐学术理论类图书出版在学科领域、学者资源、学界影响等方面都已经领先于同行业出版社。2016年，由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以宋显彪馆长为首的研究团队基于互联网数据（CSSCI），对我国2008～2015年间音乐学图书学术影响力从三个层面的引用数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在此期间的各项学术影响力排名均为第一，充分体现了我社在音乐学术出版中的影响力。

金钟奖

近年来，紧跟出版行业的数字化发展的步伐，我社尝试数字化出版模式，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渠道提高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获得了出版业和大众读者的认可。在《出版人杂志》最近一期统计发表的“新媒体影响力指数排行榜——过去一个月哪家出版机构公众号做得最好？”一文中，我社的微信公众号荣登“中国大学出版机构新媒体影响力TOP10”排行榜，并且是唯一的音乐出版社。

我们出版社能得到社会读者及学界同仁们认可，都是因为有很多优秀的作者的支持和信任。比如此次，没有梁雷的支持，我们出版社就不会有他这本好书好产品。所以，要感谢梁雷。

我与梁雷及其父母（梁茂春老师、蔡良玉老师都在场）都很有缘，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多合作。能与这样一个优秀的音乐学术之家合作，为他们服务，是我作为社长及我们出版社的荣幸。

《借音乐提问》出版后，大家反映都说非常好。我为此感到安慰。对此，我谈几点想法：

一方面，出版社虽然是一个企业，它需要市场经营，需要获得利润而生存，但出版社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承载着思想、精神、情感和知识的传播的功能，这是出版社存在的根本。特别是对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制作出版那些具有很高学术和艺术价值的优秀音乐书谱传播给社会。事实上，市场并不缺音乐图书和乐谱，眼下很多非音乐专业出版社在出版音乐书谱，为的是利益，即便是部分音乐类出版社也主要是从经济效益着眼。然而，市场经济下的出版行业，缺少的是一种文化的责任感、艺术的价值感、学术的使命感。因此，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就是为此而存在的，为此而努力是我们的责任。

另一方面，出版社是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我们不仅为国内的读者服务，同样也有责任和义务，需要给海外的优秀华人音乐家和音乐学者提供机会，让国内的广大读者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了解他们在国际音乐舞台和学术界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例如，我们正在出版美国威斯理安大学的郑苏教授有关美国华人离散音乐的著作，也将出版美国罗格斯大学饶韵华教授的有关旧金山华人音乐社团的历史的著作，一年前我们出版了《在你温厚的笑容中荡漾——纪念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赵如兰》，刚不久我做了一本评述吴蛮的书《丝绸之路琵琶行——大师吴蛮的世界音乐叙事》，之前也是与梁雷的合作，做了《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和《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以及这次的《借音乐提问：梁雷音乐文论与作品评析》等。

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也体现了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与梁雷的交往始于之前提及的2009年出版的《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从第一封邮件开始至今已经将近十年。十年间，不断看到梁雷新的成果和成绩，也不断地认识梁雷。从个人的交往而言，在梁雷身上，我看到了：

1、深邃思考。

他的深邃思考不仅体现在其音乐作品中对于作曲语言和表述意义的探索中，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字写作的思想中，例如他的《借音乐提问》。问什么呢？他要问，音乐是否有精神的价值，是否有自由的意志？这样的提问使得音乐不再局限于音符本身。作曲的技术只是技术，技术是一种表述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表述的立意才会形成什么样的表述的手段。换言之，只有深邃的思想，才会有优秀的音乐作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思考及其行为，我们似乎看到周文中先生的影响或者是影子。因为我在与梁雷一起出版《周文中音乐文集》时，就有这样的感受。

2、人文精神。

与上述相关的是人文精神。梁雷的音乐作品和文字写作充满了人文精神，在我看来，他似乎在追求通过音乐而超越声音维度的人文精神的思考。表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上尤为突出。这一点又很像周文中。犹如周文中所说，梁雷与我年龄相差几乎是整整两代或半个世纪之久，然而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其前途似乎颇有类似的观点：继承发展而不滥用。我们都知道，梁雷从小留学美国，对于主要的教育经历是在异国他乡，特别是美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而言，他有这般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实在是太难得。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作曲家或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里，他的文化基因永远是其思想的根基。任何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如此。具有文化基因的思想是具有特性的，有差异性的，同时也更是具有普世的人文精神的。我们从梁雷的作品的表达和文论的思考中能明显的体会如此。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反映这一点。起初，我与他的email沟通是通过英文书写，心想，他可能不会中文。之后才发现他的中文如此之好，而且中文书写这样娴熟，着实令我惊讶。他曾提及，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在赵如兰先生家居住时的阅读经历，以及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刻苦学习的努力，他对于中国典籍“四书五经”的了解可能会令我们在座的汗颜。正是由于他对中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认知，特别是他在美国学习中国文化，局内局外融合的经历与思考，逐渐建构起了他的人文精神。我也在美国留学多年，非常能理解他的成长经历，这也是我非常愿意与梁雷交往合作的原因之一。

3、谦和品质。

梁雷的成就在国内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所获得的成就和荣誉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雷自己并未为此骄傲。他非常谦和低调，很容易合作。一方面是他总是想方设法提供给我们完整、规范的书稿，涉及各方作者的文稿或翻译，也总是由他出面去交涉和处理，例如《周文中音乐文集》中的CD版权事宜非常复杂，他通过自己的渠道为我们出版社不仅解决版权，而且还争取一些资助。另一方面，他完全配合我们在出版中遇到的各方面事宜，尤其是涉及中国语境的一些立场、措辞等，很善解人意，非常难得。因此，一个人的成功无疑需要天赋、努力、机遇，所谓天时地利，同时也需要人和。人和是一种品质，梁雷的谦和品质也正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个人和出版社感谢梁雷的信任和支持，祝愿他事业蒸蒸日上，也期待我们将会更多的合作。同时，也要感谢主编班丽霞，她认真细心的责任心，也由于有她的努力，我们的出版工作比较顺利。要感谢我们副总编范进德先生及责编王赛，他们二位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努力。

最后，要感谢陈鸿铎教授承办这次活动，总之，我们出版社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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